楼梯口停下来，看着他，轻声说：
“骆科长，你是成了家的人。”
“苏姐，我对你是真的——”
“真的？”她笑了一下。这一笑，他从来没见过，冷得像井水里浸过的刀，“骆科长，你科里那批钢材，初审意见从‘缓议’变成‘同意’，是好久改的？要我帮你回忆不？”
骆科长的脸，唰地白了。
“我啥子都不晓得。”她把声音放得更轻，轻得像掸灰，“我就是提醒你：往后走路，看脚下。你的下盘，不稳。”
说完她上楼，哒哒哒，脚步声不快不慢。
骆科长在楼梯口站了很久，从此再没来找过她。后来他见了她，绕着走。又过了两年，他因为另一笔批文的事栽了，判了三年——那是他自己贪的，跟她没关系，她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。蛇咬人，从来只咬七寸，咬完就走，伤口都不留她的牙印。
他最难堪的那段日子，有人看见他喝多了在街边哭。苏春棠听说了，面无表情。
倒是有天夜里，她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站在李家沟的沟边上，往下一看，沟底没有雷老虎，躺着的是一排男人：麦老板，骆科长，还有好多看不清脸的，一个一个，仰面朝天。
她站在沟沿上，腰脊发热，热得发烫。
醒来，一身冷汗。她摸了摸腰上的蛇，鳞片的边缘在指腹底下微微凸起，像活的。
“急啥子。”她在黑暗里，对它说，也对自己，“才第一个。”
窗外，成都的夜深得看不见底。
同一座城的另一头，城南工地上，龙青九的楼起了一层又一层。他最近也有了新烦恼：有领导递话过来，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，“副市长的千金，留学回来的，人漂亮得很”。
他蹲在工地的脚手架上，抽着烟，没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