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东西，我在别处听过的，比这个难听一百倍。没得事。”
师文鸣回过头，看了她很久。
“苏春棠，”他最后说，“你到底是从啥子地方走出来的？”
“山里头。”她说，“很深很深的那种山。”
他没再问。她也没再说。两个人都晓得，这段对话到此为止，是最好的。
转正文件下来那天，她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纸，站在办公室窗前。窗外是成都的春天，梧桐树发芽了。她把那张纸看了很久，然后做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。
她把它折起来，夹进了《写作教程》的课本里，跟儿子画的奥特曼夹在一起。
不压箱底。箱底那个账本，是她不敢见人的命；这张纸，是她敢见人的脸。脸这个东西，要天天用，用旧了，就长在自己脸上了。
甜头是慢慢咂出来的。
先是户口。农村户口迁进成都，儿子赵思远落了城镇户，上学不用再交借读费。办事那天，派出所的民警看了看她的工作证，啪，盖章，前后五分钟。她捏着新户口簿走出派出所，站在太阳底下，想起十几年前，她为了一张去省城的介绍信，要托尹三三，欠人情，还要被盘问半天。
一个章，五分钟。
然后是房子。厅里分房，论资排辈轮不到她，但有一间腾出来的单身宿舍，主任“顺手”给了她：苏老师一个人带娃儿，困难嘛。房子不大，比她自己买的那套差远了，她没去住，转手把钥匙借给了办公室一个刚结婚没房的小年轻。小年轻感激得不行，逢人就说苏老师仗义。
她不亏。房子让出去，人情收回来。这笔账，她算得清。
最让她心惊的，是另一件事。
有一回，楼下有个企业的人来找关系，想批个啥子手续，托人托到了她头上。她一个管档案的，能批啥子？可人家不管，人家只晓得“苏老师是师厅长的人”，塞给她一个信封，厚得吓人。她把信封推回去，推了三次，人家硬塞。最后她站起来，把信封搁在窗台上，说：“你再不收回去，我交到纪委去。”
那人讪讪地走了。
晚上她失眠了。不是吓的，是想的。
她躺在黑暗里，一遍一遍地想白天那个信封。那么厚，得有好几千。她要收，就收得神不知鬼不觉，档案室的门一关，天知地知。她忽然坐起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不是怕事。是怕她自己——她想收。
她，苏春棠，那个在雷家坝把每个工分都记在本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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