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人的眼睛里头，是感激，干干净净的感激，至少此刻是。
可她还是淡淡地说：“不用。举手之劳。”
她牵着赵思远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听见后头男娃喊：“阿姨！我叫师远！我爸爸叫师文鸣！我爸爸是——”
“师远！”男人把娃儿的话头掐断了。
苏春棠脚步没停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她懂这个动作。掐断的那半句话，才是这个男人的身份。不让娃儿说完，是不想拿身份压人，也是不想暴露身份。这个人，是个官，还是个懂事理的官。
跟她没关系。她这么想着，回了家。
半个月后，电大教务处叫她。
“苏春棠同学，省厅办公室那边打电话来，问你愿不愿去机关做临时工，打字、整理文件。”教务处的老师推了推眼镜，神情有点古怪，“说是有人推荐你。”
苏春棠站在那儿，半天没说话。
她不用问是哪个推荐的。半个月前那半句没让说完的话，换成了这个电话。
老师看她不吭声，说：“机会难得。机关的临时工，好多人打破头都进不去。你去不去？”
去不去？
那天夜里，她坐在台灯底下，坐了很久。
赵思远睡熟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缝纫机罩着布罩。账本压在箱底。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。
去机关，意味着啥子？意味着走进人堆。她这十几年，活得像一抹影子，最怕的就是人堆，人堆里眼睛多，眼睛多了，就有人认出“海棠”，认出“职业未亡人”，认出那些她烧了、埋了、缝进棉袄里的事情。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。他推荐我，图啥子？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？
她低头看自己的手。白天机房里，同学们笑她“踩缝纫机的手”。她今年三十多了。缝纫机踩得再好，踩到五十岁，还是个裁缝；字打得再快，坐在机关里头打，打出来的东西，只能叫文件。
儿子上学了，人家问起来：“你妈妈是干啥子的？”赵思远说“踩缝纫机的”，还是说“在机关上班”？
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：“人要想不被欺负，得先识字，得有文化。”
文清远烂尾了，这句话没烂。这句话是对的。
她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稿纸，练字。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，一页，雷打不动。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
写完，她看着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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