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二十九天，下午两点十五分。
两点十六分。
“唯一签过字的是谁。”
这一句苏丽娟问完，站在照片前头没有回来。
“这一句我答之前。”陈九斤说。
“先说四样。”
“四样什么。”
“这四年他是怎么把自己摘出去的。”
“四样。”
“每一样我说一个我亲眼见过的。”
“没有亲眼见的，我说没见过。”
“说。”主位上那个人说。
“头一样：他不签字。”
会议室里那十几个人几乎同时低下头。
有人翻开新的一页。有人把笔换了一只手。昨天夜里做了一整夜口供的那两个把身子往前挪了挪。
苏丽娟没有坐下。她一直站在照片那一边。
“第一百九十八天。”
“账房那间屋。”
“屋里五个人。”
“那天我按了手印。”
“四张纸，三张要按，一张要签。”
“另外四个人里头，有两个也签了。”
“他没有签。”
“他坐在桌子那一头。”
“他从头到尾没有站起来。”
“纸是别人递给我的。”
“这一样是我看见的。”
“那三张按手印的纸上头写的什么。”
“进人、出人、结账。”
“签字那一张呢。”
“那一张是一份承诺。”
“承诺什么。”
“承诺那一笔是我做的。”
会议室里有人抬起头。
“那一张现在在哪儿。”
“在各位手上。编号零一九。”
“上头有几个名字。”
“两个。”
“一个是我。”
“另一个是经办。”
“经办是谁。”
“阮玉兰。”
苏丽娟往回走了两步。
她站在桌子那一头。
“这一条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”她说。
“意味着所有书证上没有他。”
“书证是最硬的。”
“书证上没有他，就得靠人证。”
“人证有多少。”
“见过他的，我算过，不超过五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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