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上，正对着他。
背面有三个字。
那三个字被人用刀尖划过。
划了很多道，横的竖的，划得纸片都起了毛。
可是字还在。
划得再狠，那三个字的骨头还在那儿。
陈九斤低头看。
他看清了。
那三个字他这九十五天在这个园区里没有听过。
他把本子翻开。
他把那三个字写下来。
写完他抬起头。
“付姐。”
“嗯。”
“您认识他。”
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拿回去。
她没有立刻挂回脖子上。
她把它捏在手里。
“三年半以前，”她说，“我到这栋楼的第一天。”
“发工牌的人从一个盒子里拿了一块给我。”
“他当着我的面，用刀尖把背面那三个字划了。”
“他划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。”
“我看着他划完。”
她把工牌重新挂回脖子上。
“他划完把工牌递给我，说：从今天起你是这个号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那个人的名字，我到今天记着。”
“我什么也没干过。我就是记着。”
大厅里那四十一个格子，送话器都在响。
陈九斤站在隔断外面，本子摊在手上。
本子上现在有四十行。
四十个名字。
四十个人，四十块工牌，四十个被划掉的名字。
这四十个人，没有一个在这栋楼里。
没有一个在名册上。
没有一个在东墙那些表上。
没有一个在阮玉兰那个抽屉的任何一沓黄联上。
这四十个名字，在这个园区里唯一存在的地方——
是四十块塑料片的背面。
和四十个人的脑子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