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声的潮
林穗的十年，是从二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开始沉进海底的。
北方的雪下得铺天盖地，她坐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，手里捏着那张写着“躯体形式障碍”的诊断单，指尖冻得发麻，却感觉不到冷。走廊尽头，母亲正对着医生拔高了声音，带着全然的不解和一丝羞恼：“医生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她就是矫情，从小就爱胡思乱想，哪来的什么病？不过是工作不顺心，耍脾气罢了。”
医生的解释被嘈杂的人声盖过，林穗只看见母亲皱紧的眉头，和转身看她时，那抹恨铁不成钢的眼神。那一刻，她攥着诊断单的手指，深深嵌进了掌心，却连一句辩解的话，都说不出口。
在此之前，她只是时常觉得疲惫。骨头缝里像是钻进了无数根细针，稍一用力就疼得冒冷汗；夜里睁着眼睛到天亮，大脑嗡嗡作响，却什么都想不起来；走在路上，会突然觉得喘不过气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扼住了她的喉咙。
她跟身边的人说，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说自己心里难受。朋友笑着拍她的肩：“穗穗，你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放松点，出去旅个游就好了。”同事私下议论：“她是不是不想上班，找借口呢？看着好好的，哪像有病的样子。”就连朝夕相处的爱人，也在她无数次深夜惊醒、默默流泪后，失去了耐心：“你能不能别总这样？我每天工作也很累，你就不能懂事一点？”
没有人相信，她的痛苦是真实的。
所有人都觉得，她只是太脆弱，太敏感，太会无病**。
二十五岁的林穗，辞掉了工作，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。她跑遍了城市里的大小医院，做了无数的检查，抽血、拍片、做核磁，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。医生们要么说她没病，要么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。
可心理治疗的过程，更是煎熬。她坐在咨询师面前，试图描述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，那些身体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压抑，可话到嘴边，却总觉得词不达意。而外界的质疑，从未停止。
母亲不再主动给她打电话，偶尔接通，也只是催她赶紧找工作、谈恋爱，语气里满是嫌弃：“你看看你，年纪轻轻的，整天在家待着，别人都以为你出了什么事，丢不丢人？”
曾经的朋友，渐渐断了联系。他们的朋友圈里，满是聚会、旅行、升职加薪的喜悦，而她的世界，只有无尽的疼痛和孤独。
爱人最终离开了她，走的时候说：“我陪了你两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需要的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伴侣，而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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