哭，把报告递给我，说，你爸不知道，我没告诉他。”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读一份案卷。“报告上写的是胰腺癌，三期，已经扩散到淋巴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胰腺癌三期，五年生存率不到百分之五。要做手术，要做化疗，要用进口药。进口药一针两万八，不进医保。我爸的厂子三年前就倒闭了，他下岗以后在超市当保安，一个月三千二。我妈在街道办做临时工，一个月两千出头。家里的存款，八万块。”
灯光下他的手指节节分明。
“我在医院的消防通道里坐了一个下午。楼梯间很暗，声控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。我坐在台阶上，把那盏灯坐亮了又坐灭了，坐灭了又坐亮了。天黑的时候我站起来，腿麻了，扶着墙站了很久。然后我走出去，给我爸的主治医生打了电话。我说，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方案。钱我想办法。”
“你怎么想的？”
“我那时候在律所实习，带我的合伙人姓顾，顾晓曼的父亲。他赏识我，之前就提过，想让我毕业后进他的团队。我给他打了第二个电话。我说，顾律师，我愿意签五年约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预付我五年薪水。”
林微言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。
“他答应了。第二天，顾氏的财务把一笔钱打进了我爸的医院账户。不多，刚好够第一期的费用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要——”她的声音卡了一下。“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”
沈砚舟没立刻回答。他把工作灯转回去，光重新落回林微言手上。她的手放在桌上，手指攥着，指节发白。
“因为顾氏的条件。”
他的声音从光的边缘传过来。
“顾晓曼的父亲不止是一个律所合伙人。他是顾氏集团的法务总顾问。顾氏做进出口贸易，那年正在谈一笔跨境并购。对方是美国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，专利壁垒很高。顾氏需要一个人，既懂中国法律又懂美国专利法，能替他们把这个案子啃下来。”
“那个人是你。”
“对。那个人需要在美国待至少三年。驻场，盯着对方的每一个专利细节。案子结束之前，不能回国。”
窗外的雨打在瓦上，开始有声响了。
“顾律师跟我谈的时候说得很清楚。这三年，我不能分心。对方会查我的底细，查我有没有软肋。如果有，他们会利用。”
“所以你就——”
“所以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