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府的书院里，几位学者围着特区报刊上的“新儒学”思想，一位老儒抚着胡须感叹：“原来《礼记》真义在此！后世腐儒阉割圣人之道，竟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数百年”。
广州某书院的教习，将特区报刊上的“大同”论述抄在黑板上，逐字逐句讲解，台下的弟子们听得入神，有人忍不住发问：“先生，这般理想，真能在现世实现吗？”教习举起报刊上特区农会、工厂的照片：“你看这香江、浦东的景象，便是新儒学的实践之路”。
当即决定带着弟子前往特区考察。
满清入关后长期压抑和阉割的汉族文化意识与民族情绪，被悄然点燃，并找到了一个极具感召力与“正当性”的出口。许多学者抱着“复兴真儒学”的目的，重新钻入故纸堆，却是在寻找批判现实、向往未来的思想资源。
一个连穿越者们也始料未及的“副作用”随之显现：林薇薇和林茵旗下“茵薇”品牌的改良汉服销量陡然暴涨，供不应求；各地新式理发馆中，“剪辫蓄发”的业务异常火爆，人们以恢复华夏衣冠为荣。一种源自文化自信的、无声的社会变革，正在悄然蔓延。
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随着特区、澳门、广州、上海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的流通，关于“大同主义”和“新儒学”的报道与讨论，在几个月后，竟然漂洋过海，传到了万里之外的欧洲。
在里斯本的咖啡馆，在巴黎的沙龙，在伦敦的学会，一些关注东方消息的知识分子开始议论起远东出现的这种“奇特而古老的新思想”。这些零零星星的报道，也几经辗转，出现在某些报刊上，最终，或许会被那位正在布鲁塞尔埋头撰写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的年轻学者卡尔·马克思所阅读。
在1933年才被揭秘的一份笔记中记载：“来自远东香江的报告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‘资本’在另一种文明背景下可能被驯服的珍贵案例研究。那里的实践者似乎证明，当一种强大的、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文明传统（他们称之为‘大同’理想），与现代的生产力（他们称之为‘格致之学’）相结合，有可能跳过‘资本’主宰一切的黑暗阶段……然而，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深层秘密：即价值形式的奥秘。这正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。” —— 卡尔·马克思，布鲁塞尔笔记，1847年
历史的轨迹，在此刻，于无人察觉处，泛起了一丝微妙的波纹。
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，它将在不同的土壤中，孕育出何种未来，无人可以预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