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永年已经被官场踢出来了，再跟他玩那一套，是对他的不尊重。
刘永年拄着拐杖在床沿上坐下，把那条空荡荡的裤管捋平整，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买家峻。那一瞬间，买家峻在他眼底看到了那粒火星闪了一下。
“你是想问解迎宾的事。”刘永年说。
买家峻点头。
刘永年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雨声填满了整个屋子，又冷又潮。他伸手从桌上拿过那个相框，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。
“那年我查到他名下有块地的出让金比市场价低了将近一半，就卡住了审批。他亲自来找我，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，先是笑着跟我称兄道弟，说要请我吃饭。我不吃这一套，他就变了脸，说有些人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第二天，我的顶头上司找我谈话，让我别管那块地的事。我没听。第三天，那份审批表上凭空多了一个签名——我的签名。伪造的。我去找纪检，纪检说让我先回去，他们会查。查了三个月，没消息。我又去找，他们说我诬告领导，要处分我。后来就是你听到的那个结局了。”
他的语气从头到尾都很平静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但买家峻注意到，他攥着相框的手指关节已经发白了。
“你后悔吗？”买家峻问。
刘永年转过头来看他。那一粒火星忽然烧了起来，把他整张脸都照亮了几分。
“后悔？”他笑了一声，笑声里没有苦涩，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骄傲，“我后悔的是，当时没有把证据多复印几份，存在不同的地方。我后悔的是，太相信组织程序，没有直接去找记者。我后悔的事情很多，但我不后悔在那个审批表上没签字。买书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儿子。”刘永年看着相框里的那个男孩，目光忽然变得很软，“出事那年他十三岁。我出院回家，他看着我那条空裤管，问我疼不疼。我说不疼。他不信，哭了一晚上。后来有一天，他从学校回来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爸，我们老师今天讲了‘正直’这个词，老师说正直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跟老师说，我爸就是个正直的人，他已经付过代价了。”
买家峻的手微微抖了一下。杯子里的水荡出来几滴，落在他的裤子上，他没有去擦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买家峻站起身，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——杯沿的铁锈味很重，但他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“正直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-我-想-要-你再付一次代价。”
刘永年抬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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