姐，您的父亲出事了，请来一趟医院。”没有“请节哀”，没有“我们尽力了”，就是一句干巴巴的话，硬生生地把她的世界劈成了两半——一半是父亲还在的过去，一半是父亲不在了的以后。
她去了医院，看到一块白布。白布下面是她父亲。她没有哭。从那天起她就很少哭了。眼泪是软弱的标志，而她没有软弱的资格。她要活下去，要把父亲的公司拿回来，要找到那些害死他的人，要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付出代价。
她做到了前面几件事。现在，最后一件也快要做到了。
苏砚将文件装进公文包，换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对着镜子涂了口红。镜子里的女人眼神锋利，嘴角抿成一条直线，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。但她知道那只是表象。真正的情绪不在脸上，在指尖——她的手指正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因为某种被压抑了太久的期待。
猎物终于要落网了。猎人的手，总是会在这个时候发抖的。
十点差五分，苏砚准时出现在律协大楼的门口。陆时衍已经等在台阶上，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。看到苏砚走过来，他抬手看了一眼手表。
“你早到了五分钟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没有再多说话。有些默契不需要语言，就像有些信任不需要解释。他们并肩走进大楼，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电梯间的镜子映出他们的身影——一个高挑清瘦，一个利落干练。两个人都站得笔直，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。
“昨晚谢谢你的早餐。”苏砚先开口。
“不必客气，用你厨房里的食材做的。”
“所以那个小笼包也是你现包的？”
“冰箱里有肉馅和面皮，顺手的事。”
苏砚看了他一眼。这个男人说“顺手的事”的时候，表情平淡得像是去楼下取了个快递。但她知道，包小笼包不是顺手的事——要调馅，要擀皮，要一个一个地捏褶子，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做不完。他凌晨几点睡的？四点？五点？
“陆时衍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个毛病？”
“什么毛病？”
“你总是把很难的事情说得很简单。”
陆时衍微微侧头，看了她一眼。电梯里的光线很暗，但他的眼睛很亮，亮得像两块被敲开的冰，冷的外表下藏着一种透亮的光。他轻轻翘起嘴角，那弧度极小，但苏砚还是捕捉到了——那是他在笑，用他自己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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