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，如今两广失陷，广州已为髡贼所陷。海贸收入尽归其囊中。若是在上海复设一口岸，重设提举市舶司，专管洋船贸易，征收关税，每年朝廷即可得税银二十余万两！”
“二十万两！”这个数字让皇帝的眉毛微微一动。即使朝廷，二十万两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天启元年，浙江，南直隶这两个十八省中最富庶的省份解运到京师太仓白银也不过325万两；天启七年，从广东调运库银三十七万两入京，藩库便为之一空。一处上海口岸，靠收洋商关税就能获银二十万？！
但是郑芝龙活着的时候，就已传闻他的手下的掌柜、管事、偏将就已有几十万乃至百万的家产。安平之战后，锦衣卫秘密到福建调查，说髡贼一次从安平等地掠走“白银三百万两有奇”。
如此说来，一年二十万两的关税亦不算离谱。
看到皇帝心动了，钱太冲又将在上海设置口岸的好处吹嘘了一番：上海背靠赴富庶的江浙繁华之地，物产丰饶，不论是生丝、绸缎、棉布、器具、干鲜果品……都是洋商们喜爱的“俏货”。还有长江的航运便利，长江沿岸的出产都可以顺流直下，运到上海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