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，则刑至而事生，国削”。民有功，则重赏，《错法篇》云：“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，则兵必强矣”；“明君之使其民也，使必尽力以规其功，功立而富贵随之，无私德也，故教化成。如此，则臣忠君明，治着而兵强矣”。违法则重刑，曰“以刑去刑”，甚至“刑于将过”。
法及刑、赏作为其实现政治统治的措施，而非“自治”下的民主手段，《商君书》所言“自治”与民众的自由与权利无涉，由此更加明了。
三
综上所述，《商君书》所言“自治”，不是关切与培育民众的政治权利与民生发展，说到底，而是为了“弱民”，让民众服贴地做政治威权的奴隶。《说民篇》云：“政胜其民。民胜其政，国弱；政胜其民，兵强。”《画策篇》云：“昔之能制天下者，必先制其民者也；能胜强敌者，必先胜其民者也。故胜民之本在制民。”因为，“民弱国强，民强国弱，故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。朴则强，淫则弱；弱则轨，淫则越志；弱则有用，越志则强。”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正如《弱民篇》所云，君主须“政作民之所恶，民弱”。民所恶者，一是穷，二是刑，所以方法就是驱民以农战，陷民以法网，教民以愚朴，由此，可以探知《商君书》的基本的政治倾向，那就是，其所主张的政治，不是民本的政治，而是君主的政治，民众只是不过政治统治的对象而已。君主利用民众，也只是蒐集民力，以为己用。作为工具的民众，是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权利的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君主对民众采取何样的措施，都是被允许的。
《商君书》虽言“尚公”的观念，但此“公”非《礼记·礼运篇》所云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之“公”，也非《吕氏春秋·尚公篇》所云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人之天下”之“公”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、《吕氏春秋·尚公篇》中的“公”的思想，是强调“天下”之意，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，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，是以天下、国家、民族立意的，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。而《商君书》中的“公”观念，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，不是政府、民族本位，更绝非人民本位。其“尚公”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“君利”中心说，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，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理论依据。
因此，《商君书》中“自治”的思想，不能作为民众自己治理自己理论的张本。正如笔者在拙文《中的“公”观念与整体主义政治观》中提出的，《商君书》提倡的是一种集体主义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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