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重要的财政收入，如果还不债，可以，把收的市舶税匀出来....他们敢不匀么？”
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还不起钱就在国内加税，至于重重盘剥之下，百姓会不会揭竿而起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和皇朝无关。”
说到这种话题，尉迟炽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日兴昌算是自家产业，赚钱总是好的，而各家银行由柜坊蜕变没几年，拿到大业务，当然也是好事。
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，没再问下去。
宇文温也点到而止，没有把更深层次的用意说出来。
通过银行强迫贷款，再让对方借贷还债，债越借越多，每年都在还债，却怎么都还不完，这就是西方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。
此为后话，如今不过小试牛刀。
最重要的是，要想办法“拉业务”，让刚由柜坊蜕变而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“养分”，以便继续茁壮成长，与此同时，有机会参与到国事之中来。
哪怕这种参与，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现在棋局里都无所谓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有云：士农工商，四民有业。
学以居位曰士，辟土殖谷曰衣，作巧成器曰工，通财鬻货曰商。
工人做器、商人赚钱，这是本分，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，又重利轻离别，真是可恶。
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，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（整体而言），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，重农抑商是必须的，商贾不事生产（农耕）却可以过上好日子，如此不劳而获，必然造成不良影响。
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，却又离不开商人，于是把商人当夜壶。
需要的时候就用，用完了就扔，而夜壶的地位，自然就很低。
与此同时，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，满足巨大的开支，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，那么，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、想杀就杀的狗，再合适不过。
于是，商贾的地位很微妙，有主的（搭上权贵、有靠山）商贾就是名贵猎犬，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；没主的商贾，那就是野狗，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。
商，是这样，工呢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商人是夜壶，浑身散发着“铜臭味”，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，而作为“工具”的工，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，哪里能摆在厅堂上，让来客看笑话呢？
工、商的地位，都不怎么高，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，千百年来都是如此，没人觉得不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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