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梅赜所献《大禹谟》，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《夏书》之文。
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，他先列出年代顺序：孔安国、杜预、梅赜三人，分别是西汉、西晋、东晋年间人士，然后是基本的推断：
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《尚书》，如果东晋梅赜所献《大禹谟》为真古文《尚书》而传自西汉孔安国，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？
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《尚书》，为何将“德乃降”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？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《大禹谟》为晚出之《书》吗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：孔安国古文《尚书》，两汉之际未列官学，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《尚书》，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。
杜预，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，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，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，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《尚书》有错漏，导致出现了误会。
杨济的质疑，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，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，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，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《泰誓》。
《尚书·泰誓》有“同力度德，同德度义，受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，予有臣三千惟一心”之文，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《左传》而成。
“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：召简公、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，刘子谓苌弘曰：‘甘氏又往矣。’对曰：‘何害？同德度义，《泰誓》曰：纣有亿兆夷人，亦有离德。予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’”
听众席里，满头大汗的孔颖达极力回想着，他看过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，可是不算太熟，手上又没有书，无法向辩论双方那般各种经典信手拈来。
果然，我还是书读得太少了！
孔颖达在纠结，而旁边的萧瑀也在纠结，他是读过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，却实在想不通杨司马举这个例子，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。
心乱如麻也就罢了，还有宇文理在旁扯后腿，见着这位不住问，萧瑀无奈的低声解释。
杨济所说《左传》中的事件，发生在东周王室“王子朝作乱”之时，周国王城后来有了东西两个王，王子朝居于东城是为东王，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、南宫嚚、甘桓公。
某日甘桓公等人又去见王子朝，刘子（刘召公）很忧虑，觉得这些人又要鼓动王子期做坏事，苌弘劝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。接着他引用《尚书·泰誓》中武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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