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告复印了两份，一份归档，一份连夜送回了省城。
田国富拿到材料之后，当天晚上给祁阳打了电话。
“祁省长，DNA比对结果在案卷里。方国栋的侄子对女孩实施了侵害，证据确凿。
案子没往下走，是因为当年光州市局的刑侦大队长拍了桌子，说‘此案证据不足，归档’。
那个刑侦大队长第二年就升了副局长，姓赵，已经死了三年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拍。然后祁阳的声音传来：“死了？”
“死了。心梗，退休后第三年。他家属说，他退休之后很少提工作的事。
有一次喝多了酒，说过一句‘要是没有那个案子，我也当不了副局长’。”
祁阳握着电话，没有说话。他在心里过了一遍——DNA比对有了，陈秀兰的证词有了，老周的证词有了。
但批示撤案的赵副局长死了。是谁给他打的招呼，只有赵副局长一个人知道。人死了，口供断了。
“国富同志，”祁阳开口了，声音很平，但那种平里有一种绷着的东西，“方国栋侄子的事，证据足够了。
但关于是谁给赵副局长打的招呼，还没证据。赵副局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
日记、笔记、工作台账，任何能证明他当年接到了谁电话的东西？”
“我让人去查了。他家里人说，他退休之后把大部分工作笔记都烧了。说是‘不想留着让后人翻旧账’。”
祁阳的手指在桌面上叩了一下。“烧了……”
“但还有一条线。”田国富的声音比刚才紧了一些，“听说当年最开始打招呼的人，不是赵副局长，而是另外一个姓钱的副局长。
钱副局长当时分管刑侦，赵副局长是他的下属。
钱副局长在案件撤销的第二年就被病退了，退休后回了老家，现在人还在。
如果他能出来作证，说是谁向他们打的招呼，案子就明朗了。”
祁阳的脊背挺直了一瞬。“钱副局长，找到了没有？”
“找到了。人在光州下面一个县的老家，七十多了，身体不好，但脑子清楚。
我派人去接触过，他不见。让家里人带话出来，说‘过去的事不想再提了’。”
祁阳沉默了几秒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平，但那种平里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撑着的硬度。
“国富，你亲自去光州。钱副局长那边，你来做工作。
告诉他—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