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杭州城的日伪机关像是被人捅了的马蜂窝。
孙福堂的死只是一个开头。第二天，伪自治委员会财政科的一个姓吴的科长，在上班的路上被人从街边二楼的窗户里一枪打穿了后脑勺，随行的两个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，枪手已经从后窗翻了出去，连影子都没留下。
第三天，日本宪兵队一个负责物资调度的军曹，晚上在日侨区边缘的居酒屋喝完酒出来，被人用匕首捅死在巷子里，身上的配枪和公文包都被拿走了。
第四天，伪自治委员会教育科的一个姓郑的科长，在自家院子里被一颗从墙外扔进来的手榴弹炸死，院子里的两个佣人一死一伤。
……
这几次行动，基本上都是赵越配合周秉言摸清目标规律之后报上来，陈树声命令行动股干的。目标也不全在照片上——有些是日方在城内的中层人员，有些是伪自治委员会里替日本人办事办得特别卖力的汉奸，不在照片上，但赵越提供了线索。
陈树声的原则很简单：能打的就打，打了就跑，不恋战。有两次行动，方世杰带着人摸到了目标附近，发现日方的护卫比预想的严，临时取消了。还有一次，周秉言的人在跟踪一个日本目标的时候差点被目标的护卫察觉，撤回来之后报告陈树声，陈树声直接把那个目标从名单上划掉了，风险太大，不值得。
陈树声自己有时候会跟着行动股一起出去，站在暗处观察整个过程，但很少亲自动手。更多时候都是在看周秉言如何踩点和接应，方世杰的人怎么布控、怎么动手、怎么撤退。
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败，与此对应的是每次行动之后，城内的搜查就更严一分。日伪的宪兵和伪警察开始在主要路口增设固定哨，夜里巡逻的频次也加密了。
陈树声的人换落脚点换得更勤了，有时候一个院子住一个晚上就搬，连赵越都忍不住说了一句“再这么换下去，杭州城的破院子快不够用了”。
就这么到了第七天晚上，一次行动之后，陈树声把周秉言单独叫了过来。马国成守在院门口，其他人都在别的落脚点。
“最近的行动中，你有没有察觉到过什么异常？”陈树声开门见山。
周秉言没有立刻回答，想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科长，你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有些不对劲。有两次侦察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不止我们的人在盯着目标。有一种感觉，好像……好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还有人在观察同一个目标。”
“哪两次？”
“第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