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放下的时候，陈树声的手还搭在听筒上，久久不曾松开。
他站在旅馆前台的电话机旁，没有立刻走开。听筒里已经传来忙音，但母亲的焦急、宁儿的哭声、父亲在旁边一句一句的叮嘱，甚至时新雨也被母亲拉着说了几句关心的话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脑子里转着，转得他胸口发烫，眼眶也有些微红。
他离开重庆七个多月了。上一次和家里通电话，还是十月份上战场之前。那次说得简短，只说要去执行任务，让家里放心。现在想想，那句“放心”说得太轻巧了。
母亲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，父亲在生意场上一面撑着局面一面打听他的消息，宁儿又是如何不复以往的活泼。自己于国于民无愧，但对家人来说太过残忍。
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让家人这样悬着心，一次就够了。
转身的时候，马国成刚好走进了宾馆。陈树声朝他点了一下头，两人一前一后回了房间。
“科长，买到了，明天一早的。”回到屋中，马国成掏出了两张车票。
“好，今天就在这里休息。”陈树声接过车票：“国成，有没有家里人的联系方式，去打电话报个平安吧。”
“是，科长。”马国成小跑着出了屋子。
一夜无话
第二天一早，二人准时出发。
从广州出发的时候，车厢里就已经坐满了。沿途各站不断有人挤上来，过道里站着人，行李架上塞满了箱子和包袱。
出了广东进入湖南，车窗外的景色从丘陵变成了连绵的山，又从山变成了平坦的田野。到了湖北境内，江汉平原铺开在眼前，战事尚未波及到这里，仍是大好河山。
车厢里仍旧人员复杂，不少人拖家带口。一路吵吵闹闹，高谈阔论与哀怨彷徨体现在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身上，但话题大多绕不开南京，绕不开“下一步怎么办”。
两天两夜过去，12月20日早晨，火车驶进了武昌车站。
下了火车，陈树声抬眼望去，站台上人挤人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长衫的，有扛着行李的挑夫，有举着牌子接人的。
出了站，车站前的广场更是一片嘈杂。黄包车排成好几排，车夫们缩着脖子吆喝。街面上人来人往，军装和便装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些是军队的、哪些是机关的、哪些是逃难的。
这座城比他想象的要拥挤得多。南京撤下来的机关、上海撤下来的工厂、从下游涌来的难民，全挤在武汉三镇。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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