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来有上百位教授和讲师。
其中不少人对目前的时局并不满意——不只是不满意，甚至可以说是失望。
校长在金陵站稳脚跟之后，对教育界的管控一天比一天严，课堂上的言论被盯着，报纸上的文章被审着，连学生社团的演出都要报备。
陈国良心里清楚，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愿意走的，只是缺一条路，缺一个能把他们接走的落脚处。他这次来，就是来铺路的。
他在北平待了五天。
第一天去见了北平大学的一位老教授，姓李，教历史，年近六十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很好。
两个人约在西城一家茶馆见面，聊了一个下午。
老教授对滇南的情况很感兴趣，问了春城的气候、交通、学生来源，又问讲武堂有没有文史类的课程设置。
陈国良一一作答，最后说：“李先生如果愿意来滇南，我可以在春城大学里设一个文史系，课程设置由您来定。”
老教授沉默了一会儿，端起面前的茶喝了一口：“我一个人去没有用。”
“我手下有几个年轻讲师，都是好苗子，他们在北平待得不安心，但又不敢轻易走。”
陈国良说：“走得了。我有船，从津门出海，走海路到港城，再从港城走陆路进滇南。”
“路虽然绕了些，但全程有专人接应。”
“讲师带家属也行，住房和工作安排我那边负责。”
老教授放下茶杯，看了陈国良一眼：“你这一趟来，不只是来请我一个吧？”
“不止。”陈国良说，“我还约了清华的几个先生，明天下午在西直门那边的书店见面。”
老教授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，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陈国良：“这个是我的地址，你让人按这个地址去找我那几个学生。”
“他们要是愿意走，你那边派个人来接就行。”
第四天傍晚，陈国良从清华园里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
他站在校门口的电线杆旁边，点了一根烟，呼出的白气和烟雾混在一起，被风扯散了。
身后跟着两个青年教师，一个教物理，一个教机械工程，两个人比陈国良还年轻几岁，说话间带着一种长期被压着的劲头。
“陈将军。”那个教物理的年轻教师把一份名单递过来，上面写了七八个名字，都是他同系的同事和同学，“这几个都是能干的，也都愿意走。”
“就是心里还有些顾虑，怕到了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