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开始着急的人，并不是谢衡，这一点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。
甚至可以说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谢衡不会亲自下场，真正站在谢衡那个位置上的人，从来不需要，也不屑于，亲手去触碰这些细碎而危险的边缘。
可正因如此，他心里的不安，才愈发压不住，因为他站得不够高，也不够远。
他不是那个能在全局里“容错”的人，也不是那个可以在事后一句“我并不知情”，便将责任推回制度的人。
他的位置，恰恰卡在最尴尬的一层，知道得比下面多一点，却又不足以决定方向；
被视为“配合者”，却永远是最先被拿来核查的对象。
他很早就意识到，一旦“旧案复核”真的往前推进，最先被波及的，未必是站在最前头、在朝堂上被反复点名的人，那些人，反而有足够的空间周旋，真正危险的，往往是，那些以为自己“只是配合”的人。
流程一旦开始回溯，账目一旦开始对照，每一次签名、每一次转呈、每一次“按例执行”，都会被重新放在光下。
而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经不起那样的光，所以，他不敢公开动作，更不敢在正式场合留下任何可被追溯的痕迹，他甚至连“试探”的念头，都压了许久。
直到那一天，那份“阶段性结论”的抄本，被例行送到他案前，纸张不厚，措辞极稳，既没有定性，也没有结论，看起来，仿佛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阶段汇总。
可正是这种“什么都没说死”的状态，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恐慌，因为这意味着，这条线，还活着，而且，被允许继续往前走。
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不能再等了，可要怎么动？直接请示？不行。调令申请？太显眼，任何写在明面上的动作，都等于把自己提前送进记录里。
于是，他选择了一条在他看来，最安全、也最熟悉的路，私下“问一句”。不是求情，不是请求，只是咨询，只是流程上的一个“小疑惑”。
那一日傍晚，书务司将散未散，天色已暗，廊下的灯却还未完全点起，案房里，只剩下零星几盏灯，映着尚未封册的文卷，光影交错。
他来得不早不晚，恰好是那种，既不显得刻意，又不至于撞上太多人的时辰，他借着“例行核对”的名义，来到书务司。
没有调令，没有文书，甚至连随从都没带，只是递了一张名帖，名帖用纸不新，却极规整，措辞极轻，语气极熟。
“想请沈司书，帮忙解个流程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