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薄的签纸悄然标出。
动作很轻,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,随后,晨议开始,书务司的晨议,从不铺陈,主簿翻开册页,点名,报数,语调平直而稳定,像是在宣读某种早已固定的流程。
“西南旧档,第三批,今日需再核。”
“兵部回函已至,附页需重新誊录。”
“内库出入账,有一笔需补注来源。”
没有强调,也没有额外说明,但在场的每一个人,都很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。哪些是例行,哪些是重点,哪些是需要格外小心处理的地方,不必点破。
沈昭宁听得很专注,她很清楚,在这里,没有人需要你“表现”,只需要你,接得住,轮到她时,主簿只是抬眼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昨日记的那几页,今日一并处理。”
没有称呼,也没有解释,这在书务司里,是极为明确的信号之一,意味着,她发现的东西,是对的。
沈昭宁应了一声“是”,语气不高,却极稳。她的情绪没有任何波动,仿佛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项分派。
在书务司,正确本身,并不值得庆祝,它只是下一步的起点,她取了那几册旧档,移到侧案。
那是几本年份相近、却来源不同的账册。单看其中任何一本,都不显山露水,甚至可以说得上规整。但当它们被并排摊开,细细对照时,某些细微的重复便开始显现出来。
某些数字,出现得过于整齐,整齐得,反而不像自然流转,沈昭宁没有立刻下结论。
她只是按部就班,将涉及的经手人、回函时间、入库路径,一项一项对齐。她把线索拆得极碎,却不急着拼合,仿佛耐心本身,就是她最重要的工具。
这些事,她做得很慢,不是因为难,而是因为,她很清楚,这里不需要“快”,需要的是,不出错,午后,司内短暂歇档。
有人起身取茶,有人整理案头,动作依旧轻缓。没有人交谈,也没有人刻意避讳谁。这里的沉默,并不压抑,反而像是一种默认的协作方式。
沈昭宁去廊下透气时,恰好遇见一位年长的女官,对方在书务司多年,鬓边已染了霜色,说话一向简短,她看了沈昭宁一眼,只点了点头。
“你那几页,查得细。”
一句话,不多不少。
沈昭宁回以一礼:“分内之事。”
那女官没有再多说什么,只在转身前,轻声补了一句:“以后,这类旧档,多留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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