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有人先动，只要有人先把责任往“旧制混乱”上引，只要有人先开这个口。
那么这件事，就会自然转向一个集体责任的方向，旧账不清，制度有误，历年沿用，这些词，他太熟了。
一旦事情被框进这个逻辑里，经手人反而安全，因为没有人会为“所有人都这样做”的事，单独付出代价。
这是他过往屡试不爽的路径，也是他最擅长的生存方式，所以，他选择了等。这便是他的迟疑，不是犹豫不决，而是基于经验的暂缓下注。
他告诉自己，再看一日。等她下一步。可他没有等到她的“下一步”。第四日，她依旧没有动，第五日，她还是没有动，账在她手里，却像被封进了一个透明的匣子里。
谁都知道它在那里，谁都知道它迟早要被打开，却谁都碰不到。没有呈报，没有请示，没有风声，甚至没有任何试图“试水”的动作。
这种安静，开始变得不正常，直到第六日，顾行舟才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不是她在等别人，是别人，在被迫等她，那天早朝后，他无意间听见两位原本关系密切的官员，在廊下压低声音争执。
“这账，不能再拖了。”
“可谁去说？”
“你去。”
“你疯了？现在去，不就是认？”
声音很低，却足够清楚，那一刻，顾行舟站在廊柱的阴影里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沈昭宁从一开始，就没打算给任何人一个主动接手的机会。
她要的不是谁来分担，她要的不是有人替她呈报，她甚至不需要任何盟友。
她要的，是，谁先沉不住气。谁先把这件事，从“尚未结清”，变成“必须解释”。而他，在最关键的节点上，选择了等。
这一步，看似稳妥，却正好，让他失去了唯一一次，可以主动塑形的时机，当晚，顾行舟第一次失眠，不是惊醒，不是噩梦。
只是躺在那里，闭着眼，脑中却一遍一遍地回放那句，
“账未闭合，不宜上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