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淑芳看着丈夫的眼睛，看到了那其中的坚定与恐惧，看到了一个年轻父亲对缺席的愧疚，也看到了一个工程师对数字的执着。她知道，在这个时代，承诺是多么脆弱，脆弱得如同未完工的城墙。但她只是整理了一下头巾，说：“那我也回去。黄色山谷市立医院需要护士长，而且…而且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那边。如果你受伤了，我要第一个知道；如果你…如果你血怒失控，我要在场，用镇静剂而不是刀剑让你停下。”
“但是晓明…”
“交给父亲，”陈淑芳看向窗外，阿尼头正在花园中逗弄孙子，用粗糙的手指轻轻触碰婴儿的脸颊，“他会是个好祖父。他会给晓明讲吴刚起义的故事，讲铁先生的智慧。而我们…我们必须做我们该做的事。这是吴家人的命运，也是南方国的命运。”
在离别的前夜，达那荣悬崖的府邸中，阿尼头抱着孙子吴晓明，看着儿子与儿媳收拾行囊。黄色的灯光照亮了房间，也照亮了墙上挂着的家族画像——那是吴刚，阿尼头的祖父，1880年在黄色山谷起义的先驱，他的眼睛在画像中燃烧着与阿尼头相似的火焰。
“血怒是我们的诅咒，也是我们的礼物，”阿尼头对儿子说，声音低沉得像是地底传来的共鸣，“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保护好黄色山谷。那里是我们家族荣耀的起点，也可能…是终点。但不要让它成为终点，家嘉，为了晓明，为了所有不再需要血怒就能生存的孩子。”
吴家嘉深深鞠躬，然后转身走入夜色。在他身后，陈淑芳回头望了一眼熟睡中的孩子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，但她迅速用手背擦去，不想让丈夫看见。她没有回头，而是跟随丈夫，登上了前往黄色山谷的马车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，像是某种古老仪式的前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