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尺，底下铺了一层干沙，窖口朝南开。老王正蹲在地窖口把留种的番薯一个一个往里面码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像是在放什么宝贝。
“徐阁老，这些地窖是按您在《甘薯疏》里写的尺寸挖的。番薯留种不能直接埋在地里——陕北冬天冷，埋在土里会冻烂。地窖深三尺，底下铺干沙，种薯放沙上，再盖干草，窖口朝南开，白天打开透气，晚上盖上防冻。一个三尺见方的地窖能存五十斤种薯，五十斤种薯明年能发五百根苗，种满十亩地。”老王码完最后一个留种番薯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土，对着徐光启抱拳行了一礼，“老朽种了二十三年地，从来不知道种薯还要挖地窖——徐阁老一本地窖法救了延安府明年的春耕。”
徐光启蹲下去用手指摸了摸窖底的干沙厚度，又把地窖口的朝向反复端详了几眼，站起来对老王说：“地窖深度是对的，但干沙厚度不够——陕北冬天比天津冷，天津铺两寸沙够，延安得铺三寸。你让工程队把干沙加厚一寸。”
老王听完之后没有应声，只是把镐头往地上一拄，转身对着工程队吼了一嗓子：“把干沙加厚一寸！都听见了？徐阁老说了，天津铺两寸够，咱们延安得铺三寸！”
当天下午，徐光启又去看了社学。吴老秀才正领着孩子们念《九章算术》里的方田章，孩子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翻印的旧账纸和一根炭条，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算着“渠水宽度乘以长度，再除以每亩灌水量”。有个孩子算完之后仰起脸大声说：“先生，我算出来了——这条渠的水量够灌五十亩地！五十亩番薯够一个村子吃一年！”
徐光启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个孩子仰着脸等待夸奖的表情，忽然想起自己在天津地头上写《甘薯疏》时的情景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本新刻的《农政全书》前三卷递给吴老秀才。书封皮上还带着旅途中的潮气，纸页边缘沾着延安府沙坡地上的细沙。
“吴先生，这本《农政全书》是老夫毕生研究农学的总结。全书分十二目——农本、田制、农事、水利、农器、树艺、蚕桑、种植、牧养、制造、荒政——每一目都附了实测数据和图谱。其中‘荒政’一目的核心就是番薯种植法。这本书不是给朝堂上的大臣看的，是给你们这些在社学里教书的塾师看的。你把番薯种植法和方田章一起教给学生——番薯是粮食，方田章是算粮食的法子，两样加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救荒之策。”
吴老秀接过书低头看着封面。他教了大半辈子书，从来没人把一个社学塾师当回事。徐光启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却把毕生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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