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心又出汗了，他紧紧攥着衣角，生怕被拉长看穿，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，“在岳阳那边的玩具厂，干了半年。”
拉长又看了看他的手，手上没有老茧，但拉长没有细看。厂里缺人，缺得厉害，国庆节前要赶一批货，能喘气的都要。那时候的工厂，订单大多来自港台和国外，为了赶工期，经常会要求工人加班加点，甚至连节假日都不休息，只要能按时交货，老板不在乎多招几个人，也不在乎工人有没有经验。拉长从兜里掏出一张表格，让他填。“身份证带了没有？”
陈建军连忙从裤兜里掏出身份证，双手递过去，紧张地说：“带了，师傅，你看。”那张身份证是去年刚办的，上面的照片拍得很难看，眼睛眯着，嘴巴歪着，像刚被人打了一拳。九十年代初的身份证，还是塑封的，照片是黑白的，信息很简单，却成了外来务工者在南方立足的重要凭证，没有身份证，连工厂都进不了。拉长看了一眼，还给他，说：“明天上班。早上七点半，别迟到。迟到一次扣五块钱。”
就这么简单。
陈建军走出车间的时候，脚底下是飘的。他觉得不真实，伸手掐了自己一把，有疼痛感，才确定这不是梦。“我有工作了，我真的有工作了！”他在心里欢呼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，这一次，是喜悦的泪水。他在路边蹲了三天，饿了两天，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樟木头了，结果就这么简单——阿强一句话，拉长一个点头，他就有了工作。外面的阳光很刺眼，路边的招工启事还在随风飘动，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黑烟，自行车的铃铛声、工人的谈笑声、机器的轰隆声混在一起，构成了樟木头最鲜活的底色，也是九十年代深圳、东莞无数城镇的缩影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不算什么“找到工作”。在樟木头，只要你不是残疾人，不是太老太小，只要你愿意加班，总有一家厂会要你。工厂像巨大的胃，每天吞进去几百个人，消化几个月，又吐出来，再吞进去新的。人在这里是消耗品，用完一批换一批，不贵，也不可惜。那时候的外来务工者，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，没有名字，只有工号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，熬着无数个深夜，只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，只为了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，能给家里寄去一点钱。
但那天他不知道这些。
那天他只知道，他有饭吃了，有地方住了，不会死了。
阿强把他带到宿舍。八人间，铁架床，上下铺，地上有烟头和瓜子壳。阿强的床位在下铺，靠窗，窗户外面是一堵墙，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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