埃米尔·杜兰看向弗雷西内和罗斯柴尔德：“我们太习惯于将正义完全交给那些国家机构——警察、法庭、监狱。
我们认为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终点。但这本身，或许是一种历史偶然，是特定社会发展或者制度实践的产物。
我们是否过于相信，只有将惩罚恶人的权利彻底上交，剥离所有个人的情感，才能实现‘纯粹’‘绝对’的正义？
也许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遗忘了正义源自人类最初的道德观念，源自我们对被伤害的恐惧，和对阻止暴力的渴望。
法律当然重要，但当法律出现巨大漏洞时，是否应该完全否定那些因此被摧毁的人，基于道德感而采取的过激行动？
我并不是说私刑是正确的，我是说我们用来评判那十二个人的标准，本身也只是特定制度的产物，绝非天然如此。”
埃米尔·杜兰的发言，提醒了在座这些欧洲精英，他们视为圭臬的原则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
争论真正开始升温，是在历史学者保罗·莫罗发言之后。
他站了起来，环视众人：“杜兰先生的发言有趣。我也想提醒诸位，欧洲也并非一片‘规则至上’的净土。
恰恰相反，我们的历史，充满了种种‘以谎言维持秩序’的先例，而且往往规模十分宏大。”
所有人都被这个有些“惊悚”的观点给吸引了。不少人皱起了眉头，仿佛被冒犯了；唯独莱昂纳尔露出了一抹微笑。
保罗·莫罗站了起来，开始踱步：“王朝时代总宣称‘君权神授’，但有多少君主真的配得上那种神圣的光环？
宗教战争后达成的妥协条款，又掩埋了多少血债？这一百年来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精心筛选甚至编造历史记忆……
我们社会的稳定，很多时候恰恰建立在被默认、被共谋维持的‘谎言’之上。哪怕谎言有时纯粹只是为了巩固权力。
与那些相比，一列火车上的十二个人，为了惩罚一个逃离法律制裁的凶手而编造谎言，或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。”
莫罗的话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无法回避的责任之中，也让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车轮规律的轰鸣声仿佛在提醒他们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支持过某种谎言，有些同样有神圣的借口。
为什么这些“谎言”用国家或者君主的名义发布时，人人心知肚明却都保持沉默；而轮到个人，却要受到苛责？
令人意外的是，最终打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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